不久之前，我曾经撰写一篇两万字左右的论文，谈论文学批评的意义与功能。这篇论文将交付《学术思想评论》丛刊发表。这里，我愿意简要地转述其中的几个论点，加入《中华读书报》的讨论。
一、综观历史，文学批评话语具有极为纷繁的形式。批评话语可能存在于街坊邻居的寒暄之间，也可能存在于政府要员的演讲里面；可能零星地记录于小学生的日记本上，也可能编辑为一册厚厚的学术专著。纷繁的形式意味着，批评话语不可能塞入一个固定不变的模式。在我看来，批评的“本体”是一个虚幻的概念。批评话语不是一种先验的预设；批评话语的文化功能相对于一定的文化范式——不同的文化范式可能拥有独特的批评话语。无论是先秦、唐朝宋代还是“五四”时期，批评话语始终是某种文化范式之中的一个成份。特定的文化范式之中，批评话语不断地卷入具体的历史语境，得到历史语境的重新确认，并且产生一系列变体。人们可以看到，批评话语拥有的文体从简到繁；序言，批注，即兴感想式的诗话、词话，这些批评话语形式的诞生分别与历史上特定的文化范式相互呼应。今天，种种大型学术著作正在批量涌现，这表明了学院制度的主导地位与交流模式的深刻转变。不同的历史语境如何选择特定的文学批评形式，这时常是一个时代文化战略的组成部分。
二、当今的文化范式之中，我企图联系一个社会的话语生产阐述文学批评。现代社会，话语生产的意义并不亚于物质生产。话语生产意味着规定一个社会的主导词语库，意味着让这些词语的意义成为社会的强大信念。这个意义上，话语生产无疑是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。因此，话语生产并非一种自然的积聚，相反，话语生产过程充满了冲突与斗争，字斟句酌事关重大。诚如布尔迪厄指出的那样：“社会世界是争夺词语的斗争的所在地。”显然，话语生产所诞生的话语关系与社会关系遥相呼应。科学话语、政治话语还是商业话语占据社会的支配地位，这与相应阶层的社会地位息息相关。这样，谁掌握话语生产的权力，谁掌握话语生产的技术，谁掌握话语生产督察系统，这将成为一些至关重要的问题——文学批评的鉴别和判断即是从某一个方面分享了这些问题的意义。
20世纪的批评话语得到了形形色色的理论声援。许多时候，人们看到了理论语言对于作品的严密阐释。不少批评家的心目中，阐释的份量已经远远超过了价值鉴定。阐释意味着从话语生产进入意义生产——意味着文学话语之中的故事和形象锁入一定的代码，获得注解，成为社会所能接受的文化片断。这即是阐释所从事的意义生产。这样，批评话语的背后出现了一种隐蔽循环：意义生产无形地诱导文学话语的再生产；这就是说，成功的意义生产无形地为文学话语的再生产立法。
三、当今的批评话语拥有巨大的容量。从即兴随感的印象主义批评到依赖概念、逻辑与精密分析的“学术批评”，从“无一字无来处”的严谨到洋洋洒洒的高头讲章，形形色色的批评都曾经注册报到。这显然是当今文化民主的产物。但是，这并不意味了所有的批评都是等值的，真知灼见与愚昧或者疯狂之间已经撤除了最后的界限。事实上，人们在这些批评之中不仅看到了真理、智慧和非凡的洞察，同时，人们还看到了偏执、仇视或者居心叵测的奇谈怪论。人们不该期望批评家的道德或者人格阻止后者的产生，人们只能依赖对话机制避免后者成为一种独断的势力。对话将使批评话语的结构从金字塔转向网络型。对话是一种个人之外的社会性措施。对话取消了某个批评家最后定夺的机会——对话可以是没有终结的。任何一种结论在出场之际都不可能完全摆脱后继而来的监核与校正。这将阻止某种结论沿着一个斜坡愈滚愈快。尽管某些个别意见可能走到极端，但是，有了对话的制约，无数话语的聚合、交汇将基本使整个社会维持了大多数合理认识的水准。
四、许多人总是习惯地将当今批评的不尽人意归咎于批评家的低劣。这仍然是将个体的素质当成了问题的关键。前面已经说过，批评话语是特定文化范式的一个组成部分；这个意义上，批评话语的颓败毋宁追溯到这个时代的文化质量。我宁愿这样表述：特定文化范式对于批评功能的漠视导致了批评话语的没落。这不是称之为“批评家”的那个群体所能够承担、所能够挽救的事情。如果一个时代的文化为批评话语指定一个重要的席位，那么，不合格的批评家将迅速淘汰，一些杰出的人才就会自动补充到这个队伍之中。
正如某些企业的困境不仅仅是企业家的无能一样，许多批评的圈外人士——例如哲学家、经济学家、作家、政治家、文化官员、文学爱好者——同样对于批评的现状分担了一部分责任。特定的文化范式之内，不同文化门类之间的互动关系形成了一个文化整体。只有在这样的整体之中，人们才可能对于批评的现状作出一个较为明晰的观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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